肖葉竹
廣義的重慶話是指居住在重慶市區和各區縣的居民的地方方言，歸屬于現代漢語北方方言中的西南官話，是西南官話中最具影響力的代表性方言之一。而狹義的重慶話是指流通于重慶主城九區(渝中區、江北區、渝北區、沙坪壩區、九龍坡區、南岸區、巴南區、大渡口區、北碚區等)的地區方言，且又與行政區劃上的其他區縣上作出分別——在重慶全市范圍內還存在萬州話、豐都話、江津話、南川話等各具特色的區縣方言。重慶話是隸屬于西南官話的分支片區，雖然西南官話被諸多方言專家和大眾認為是“在現代漢語方言中是最高的”，但是重慶話卻是其中較為獨具特色的或是豐富性較高的一種地方語言。
重慶話的兼容性是顯而易見的。重慶話是以古代巴蜀方言為基礎的，擁有較深的語言歷史積淀，部分地區仍然保留唐宋時期的聲母“kh”等。重慶市擁有中國56個少數民族中的55個，主要少數民族聚居地區分布在渝東南，酉陽、黔江、秀山、彭水、石柱、武隆、南川等地均有土家族、苗族、仡佬族等各族人民聚族而居，并形成了少數民族與漢族相互交流影響的文化狀態，如重慶黔江地區話中“馬喇”在土家族語言中意為“牧馬”，產生了獨具特色的語言文化與藝術文化，并且在少數民族語言和傳統重慶話中達到了微妙的平衡，成為重慶話語言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其中《黃楊扁擔》和《太陽出來喜洋洋》等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曲目已成為重慶少數民族風土人情和重慶民間文化的代表。在重慶的航班落地時機艙內播放的《太陽出來喜洋洋》總能讓奔波的旅人卸下疲累，回歸飄騰著火鍋味的家中。政府和社會各界亦對少數民族之于重慶方言的影響和意義極其重視：南川區南平政府對當地苗族文化與語言實施相應保護和傳承措施，并以旅游業、手工業等經濟方式加強重慶話中苗族語言文化的傳承延續;重慶理工大學外國語學院成立重慶少數民族語言研究中心，聚焦于尚未被學界關注和研究的重慶本土少數民族語言的調查、研究、保護和傳承。
重慶話具有長久延續的堅韌性。重慶話在千百年來的傳承中少有斷折、失傳或是改變，重慶又被稱作“山城”“霧都”，平原較少，山地地形豐富，約占其總面積的四分之三，出現了各種各樣的山地地形方言詞匯，如埡口、巖(an)、坎、坪、倒角(dao guo)等。早年間，也正因為山地地形豐富，不便的交通成為重慶與外地難以流通、重慶人與外地人難以交流的原因之一，甚至于重慶區縣與區縣之間諸多方言發音、詞匯、句式等亦有較大差距，如南川區傳統方言中輕塞音、平舌音、濁邊音、額音居多，如就是(dou si)、這里(zi ber)、這么(leng nge)等，而城口方言中翹舌音、前鼻音居多，如三(shan)、做啥(zhushazhi)、那么(nenmo)等。重慶區縣山區農業以自給自足的傳統種植農業為主，小農經濟占主體，民眾生活穩定，歷史上除了清朝時期湖廣填四川和民國時國民政府遷都以外，大多區縣方言難以受到較大改變和外界影響，因此，重慶方言能成為研究各地區域文化特征的有強大佐證力的重要歷史材料。
重慶話具有幽默詼諧的市井生活氣息。在重慶話中，“言子兒”用來描述“老方言、梗、本土特殊表達”等含義，比如“聊天”被講為“擺龍門陣”——相傳明清時期的說書人經常講薛仁貴的龍門陣的精彩故事，“龍門陣”本身陣勢變幻莫測、各種變化可攻可守，恰好符合起伏轉折的重慶方言說書和對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的評述，于是“擺龍門陣”這一“言子”便流傳至今。重慶話大多是帶著趣味性的，數不清的疊詞和兒化音為市民生活增添了數不清的情調與溫柔，“勺子”被稱作“瓢瓢兒”，“魚”被戲稱為“魚擺擺”，“紙片”被叫作“紙飛飛兒”，這些詞匯助推重慶人民的日常交際變得友善，反觀之，或許正是重慶人民對于生活的熱情善良樂觀精神才造就了這些“言子兒”的誕生和傳承。
重慶話是有著多種承載方式的。《廣韻》記錄了“菢雞母”的相關文釋：“菢，鳥孵卵”以及《戲曲劇本選集》中亦有“手扒欄桿過橋嘴，但見烏鴉跍幾堆”等地地道道的重慶方言。除文典上記錄傳承的文字性重慶方言以外，川江號子也是重慶話傳承至今的文化瑰寶之一。川江號子是川渝地區川江流域船工們為了統一節奏動作，于民間自創的傳統民間歌唱形式。其由號工領唱，船工幫腔合唱，一領眾和，歌聲高昂尖銳，聲調起伏明顯，以傳統重慶方言為創作基礎，以水船勞動、日常生活和自然風光為創作內容，是研究重慶民生特質、人文自然和方言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十八扯》《逆水數板號子》等經典傳統號子曲目至今仍被傳誦和表演，“前面懶彎彎兒喔，防到梭灘灘兒喔”“大白天要遭勒，勒到要出血”“泥鰍背，滑得很;滑得很，踩得穩”等重慶方言歌詞，無不令人遐想到“朝云暮雨渾虛雨，一夜猿啼明月中”的三峽月下雨中的船工們合力拉纖、勇對激流的勞作場面，廣闊的天地之間，峻峭的河崖之下，重慶老百姓不辭辛苦大有作為。另一樣能與川江號子相提并論的方言文化便是重慶的山歌和曲調。以重慶木洞山歌為例，石柱“啰兒調”歌詞和曲調內容廣泛、兼收并蓄，巴渝先民在鄉間自娛自樂、歌頌生活的歌舞形式被稱作“竹枝”，據今人考而未證，白居易、劉禹錫等文人聽“竹枝”后創作“竹枝詞”，將木洞的民間山歌傳播至宣紙書簡之上，被后世蘇東坡、楊萬里、鄭板橋等文人留墨和傳承，實是一件令人欣喜的事情;重慶梁平的“抬兒調”亦是梁平區域內的一種傳統民間音樂形式，幸運的是我的高中語文老師江銳先生在30年前的青年時期實踐探尋過歸屬于“抬兒調”中的本土鄉下歌調“梁山調”，在對他的訪談中，我了解到梁平的“梁山燈戲”和“抬兒調”都是以重慶梁平地區方言為歌詞創作基礎，以唱、奏、演表現形式的傳統曲調，其中“梁山燈戲”是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其念白和唱詞多為世代耕耘、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下里巴人”編創，口語化的方言臺詞詼諧生動，歌調婉轉高昂，劇情摹畫民眾生活，不僅有利于劇目的口口相傳，也讓觀看的百姓沒有障礙地吸收到曲調故事傳達出的濃厚鄉情;“抬兒調”是梁平高山抬工在勞動中哼唱的樂曲，由勞動號子演化而來，演唱時整齊的號子聲此起彼伏，嘹亮悅耳：“遠看坡坡陡喲，伙計好生走喲。踩起有點滑喲，緊防達撲爬喲……”親切的方言調調無不反映出重慶百姓們的高亢勞動熱情和積極生活態度。重慶話的這些承載方式亦展現出重慶話的深厚性和發散性。
重慶方言的兼容性、堅韌性、趣味性、深厚性和發散性是其瑰麗的寶藏，也是重慶地區百姓生活的文化展現。重慶方言是廣而厚的，難以切入透析，也難以總括其所有特質和精髓。謹以此文表達我對重慶方言的喜愛和對重慶百姓的贊美，以及對像江銳老師一樣熱愛方言文化和鄉土人間的學者的敬佩——重慶方言是重慶人民可貴的精神體現，亦是在我內心深處對于淳厚熱情的最好詮釋。
